承德不大。从火车站出来，看到城市在群山的臂弯里，注定了是一副瘦削的身材。象在市区，其实步行即可，走走花费不了多少时间；如此行程就很简单，半天避暑山庄，半天外八庙，足矣。
处在长城外的高原边际，这便意味着一种可能，中原王气与关外民族邂逅的可能。承德，这个最初叫作“热河上营”的小村子，幸运地被历史选中，成为全盛的清帝国镇边招远的大舞台。
……
避暑山庄，热河泉。就是这一眼不冻泉，才有了“热河”这个名字。时光倒退到1703年，威加海内的康熙大帝看中此地，开始兴建行宫，作为去围场木兰秋弥的歇息之处，从此，“热河上营”在地图上消失，代之以一个新兴的城市。应该说， 从一开始，承德就烙上了一个朝代的印记，因为中国的其它城市，很少有这么诞生的。这个印记是如此之深，使这个城市曾经的繁华都源于这个朝代的兴盛，我们称之为“康乾盛世”。
当时除了北京，这里是清帝的另一个驻跸之处，用现在的话说，是陪都，即使比不得京城那么大，但一个避暑离宫，广纳湖区、平原、山地，也自有其风流之处；而且，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这里很自然地成了安抚塞外王公贵族的活动中心。在这方面，外八庙是极好的见证——
普宁寺，碑亭，有记述平准葛尔部叛乱的碑碣；
普陀宗乘之庙，碑亭，立有记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回归的碑碣；
须弥福寿之庙，为从西藏远来、参加乾隆寿辰的六世班禅而建；
普乐寺，为来到避暑山庄朝觐皇帝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瞻礼而建；
……
那是一个可以高唱《大风歌》的时代。因为“一寺能抵十万兵”，山庄外这些藏式的、汉式的庙宇，便是那些守四方的猛士，任它大风起兮，疆土自安然无恙。这时候的承德，无疑比北京幸福，它更现场地感受着疆域辽阔、国家一统的豪情与光荣。直到如今，在山庄、在外八庙，不论是当地人的介绍，还是游人的交谈，都依然可以捕捉这个城市的甘甜记忆。
城市的故事就象日历，总有翻页的时候。翻过盛极一时的那些时光，承德也有了自己的忧伤。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名字别致清雅，然而1860年，咸丰在此批准了和英、法、俄等国的《北京条约》，耻辱过后，自己也病死于山庄内。承德遭遇的不幸，由此发端。
这是一段不可避免的历程，大清帝国造就了它，从全盛到凋零，承德必须接受脱胎换骨的痛楚，不过这也给了它重新确立个性的机会——成为热河省省府。但接下来会是愉快的经历么？
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在承德最刺痛我的场面，却是锁定在这里。这个“小布达拉宫”是乾隆借自己和母亲的生日产生的政治创意，登上大红台的最高一层，看到大殿鎏金顶上划痕累累，问过之后，才知道是日本人占领期间爬上去用刺刀刮的，因为每片鎏金瓦有黄金3钱。
无言。呜呼！
……
因此忍不住想起了承德是如何被占领。比之咸丰的败家手笔，这可能是一段更不为人记起的史实。
1931年，九• 一八事变。
1932年，日本在长春扶植了伪满洲政权，开始盯上热河。当时热河省主席为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也是草寇出身。在他的治下，承德及热河省的情形可想而知。
危局当前，受爱国人士的推动，宋子文赶到北平与张学良商量热河防务。为了鼓舞士气，两人携随从一行亲赴承德，致辞、动员、表决心、发通电，等等等等（请注意，当时的张学良还毒瘾未戒）。
宋、张等人离去不多日，日本人开始大举进攻。战局方开，热河守军便开始溃退，一发不可收拾。而那位省主席忙着调用大量军车，搬运私产，准备放弃。当汤玉麟带领他的众官员及家属退走时，还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
1933年3月4日午后，日军先头部队128名骑兵入城，进占承德——仅仅128人！
……
于是，这个战事的结果之一，就是令今天的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鎏金顶。曾经指点江山的承德，在33年的那个冬末，先是随着张学良、宋子文的匆匆来去，上演了一场誓死抗日的闹剧，做足了秀；等到日军的炮火打来了，该是高潮的时候却匆匆地谢了幕。
呸！
对于伤痕，总是遮掩的多。对于回忆，经过有选择的遗忘，总是甜蜜的多。在重新焕发活力的承德，我分明感觉着一遍一遍回味着甜蜜，苦涩的时候实在是少，如果不是自己硬去揭开一个伤疤，甚至可能连苦味都没有。我不喜欢这样。
中国人多有不爱去提起痛处的习惯，但这不应该成为忘记的理由。当海那边的施暴者做出无辜的模样，好象什么都已经不记得，我不敢想象如果受害人自己也忘记了过去，这将是怎样的悲剧？
历史的事实必须一再重复，因为谬误也正在不断散播——这可以让已经倦怠的我们保持清醒、保持警惕、保持仇恨。我自己更愿意仇恨，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活力。
说实在的，我不能肯定，现在是否每个同胞都愿意记起这些事实，不过，倘若真有人要忘记，那就送上这篇小文作为绝唱吧。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为了忘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