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天坛不是帝王的庙堂，而是极“草根”的一个园子。 朋友毕业之后分配到天坛里的工厂总有七年的时间了。七年当中每回小有不顺，我都会乘公交辗转两个多小时去城东南那个古树灰墙护卫的院子。 公交车一路“咣当咣当”，穿过城北的通衢大道，穿过老字号和专卖店比肩的珠市口，穿过马路细若飘带、路边店铺林立的天桥，糖炒栗子、西瓜、晚报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迈进朱红色的西门，市声消退，空气也变得清甜起来。一条足有一千米长的柏油马路一直延展到内坛坛墙，夹道是桧柏、杨树、槐树、松柏、杜仲，行行重重的树，喇叭里袅袅的古乐、远远传来的斋宫钟声和人们的京腔打成一片。坛墙上的瓦楞草在冷月或残阳里勾画出纤细的剪影。 朋友的单位就在斋宫西南、内坛墙以里。“大炼钢铁”时北京的外城墙开始消失，甚至有人提出要“改造故宫”，天坛作为“有保存价值的古建筑”幸免于难，但工厂、苗圃场却在外坛的西北、东北角甚至内坛安营扎寨。十几排红砖砌就的厂房几十年不变，朋友的宿舍是其中一间，虽然只是一间简易小平房，可是非常安静，冬天可听到落雪的声音，夏初有布谷鸟的啼鸣，盛夏是蝉声和槐树的“沙沙”。住在里头，内心的波澜会慢慢平复，甚至忘记今夕是何年。
天坛占地273万平方米，是故宫的3倍多，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的以长绿针叶林为主的绿地。为衬托庙堂的庄严肃穆，园内遍植古柏。基辛格博士曾经感慨地说，“凭借美国的实力，像祈年殿这样的建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再造一个，甚至几个，但是这些古柏却无法再造。”家住玉蜓桥，在园子里溜达了30多年、退休之后“长”在天坛里的梁老爷子说，公园是“拿树当祖宗养活”，刮风下雪之后马上就把折了的树杈支起来。 1420年的北京还没有外城。古代以天为阳、地为阴，以南为阳、北为阴，明成祖朱棣在正阳门东南的郊野里建起天地坛，从《明史》的记载可以想象当年天地坛的建制：“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殿门外，东西列十二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天地坛的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清朝时候，乾隆对天坛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斋宫、扩圜丘，改建皇穹宇，改祈谷坛大享殿为祈年殿。近500年的时间里，天坛一直是帝王禁地，到1918年才正式对民众开放，花银元一角即可入园游览。 今天，丹陛桥串连起来的圜丘坛、皇穹宇和祈年殿属于各地来的观光客。土著的北京人向南来北往的游客推销风筝、毽子、绣着京剧脸谱的钱袋。坛墙内外的树林则是老北京人的天下。
清晨五六点钟公园一开门，周遭城区的中老年人便络绎而来，在里头热热闹闹地开展他们的土造健身法：打太极拳、踢毽子、耍竹蜻蜓、跳交谊舞、打羽毛球，手脚套上塑料袋在石子小径上手脚并用地爬行，像棒球的击球手一样丢里头填着黄豆的硕大的沙包，或在杜仲树林里绕着一棵棵树疾步走“8”字。一位老先生在松软的黄土地上支起不锈钢支架作球门，每个球门上头绑一个不同颜色的塑料蝴蝶结，口中念念有词地打门球。两个扣着棒球帽的老哥们儿合作放风筝，一人端举风筝的羽翼，一人后退到百步之外放线，态度认真，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风筝没上天先就闹了个满头大汗。打远瞅，几个灵巧的身影在传飞盘，左挪右跳，身姿之矫健让人以为是十几岁的少年；走近一看，原来是须发皆白的老头……祈年门外的小树林里，六把胡琴又脆又美。琴师一脚撂在小板凳上，垫起腿来当琴凳，架着因经年拉奏而扑簌簌往下掉着竹屑的胡琴，他叼着烟卷，随着琴弓的往复，肩胛骨顺势游走，仿佛已经成为琴弓的一部分。那唱戏的票友丁字步站得笔直，咿咿呀呀，博得围观者一阵口彩。
前几年，天坛西墙和南墙外头有很多小胡同。一间小房挨着一间小房，有缝的地方就用碎砖头旧窗框砌一间小屋。在那些小胡同里走过，隔三岔五会碰到染着黄头发、穿着肥腿裤、戴着耳环鼻环的“蛊惑仔”。走着走着，斜刺里头发湿漉漉的胖女人出其不意地泼出一盆脏水，或者哪家的门洞子里恶狗狂吠不止……那些小房的窗户上也会贴漂亮的红窗花，韭菜莲在夏季的墙根底下开得繁茂。那时候朋友爱带我到一家似乎叫做“聚福居”的饭馆吃饭。饭馆的老板是一个穿中式对襟大褂的光头，经常看到他笑眯眯地在大堂里“您来了”、“您慢走”地迎来送往，不管你消费几块钱，老北京人的谦和厚道全写在脸上。现在“聚福居”和周遭的胡同全拆了，有的地方成了绿地，有的地方还不知道要起什么样的高楼。 梁老爷子坐在天坛的木椅上，像阿甘一样自言自语：“早起不叠炕也不锁门，孩子背着一个领着一个，从体育馆坐有轨电车到南门，扭答扭答地进来，一玩大半天。晌午饿了，就在公园食堂里吃经济饭……遍地都是二月兰，孩子撒欢跑，等到晚晌回家累得沾炕就着。那时候孩子才几岁儿，现在都是40多岁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