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30  

　　
　“我还能相信上帝”
　　
　　伊万纳维斯卡斯的家位于市中心，列里斯河在门口缓缓流过。眼前的这个小区，与维尔纽斯的许多居民小区一样，是大片的火柴盒式的房子，人们戏称它们为“赫鲁晓夫式”，就是按照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模式兴建的楼宇。也许由于经济危机，维尔纽斯市新型建筑寥寥无几，基础设施陈旧，城建速度缓慢。城区及近郊几乎找不到一家高级宾馆可以用来接待外国元首。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刚一按门铃，主人便来开门。我们边寒暄，边走进客厅。楼房是上个世纪30年代修建的，建材十分粗糙，两室一厅的房子显得拥挤阴暗，墙皮脱落得很厉害。走进伊万纳乌斯卡斯的卧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黄灿灿的金属面的救世主像，房间里香烛缭绕，灯火通明，笼罩着一片浓烈的宗教气氛。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以前和你一样，也是***员，信仰共产主义。立陶宛独立之后，***在我们的国家被取缔了。是国家政治改变了我的信仰。”
　　
　　的确，苏联解体和立陶宛的独立对人们的生活形成了剧烈冲击：经济停滞，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们精神上的宁静和谐与自信也随即被打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困难，人们不知所措。我记得1992年初到立陶宛时，由于能源受到苏联的制裁，供暖、供水都是定时定量的，摄氏零下30几度的晚上，房间里一点也不暖和；那时立陶宛刚刚脱离了卢布货币圈，人均工资只有20几个美元。人们无法适应剧变中的社会，出现了信仰真空，所以他们希望在宗教中找到“生活的力量”。
　　
　　“其实，我挺怀念列宁时代的。”这位老建筑工人拉开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盒子，打开后，我发现里面放着一尊用红绸包裹好的列宁塑像，他说，“上个世纪20年代正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支持了我们独立。在列宁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听说过失业的事情，那时我们听说外国有人找不到工作都特别吃惊。而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失业、娼妓、流氓和黑社会，有报道说黑手党甚至渗透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想起这些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这个列宁雕像我珍藏了大半辈子，以前，我把它摆放在陈设柜上，天天都要看一看。苏联解体后，维尔纽斯列宁广场上的列宁雕像被撤掉了，列宁大街被易名了，政治气候变了。为了避免麻烦，我也把它收起来了，现在就把它送给你吧。”我接过他的礼物，心情复杂起来。
　　
　　我说：“其实，您也别太难过，国家改革的这10年中，还是在进步吧。在新的体制下，人们不是变得比过去自由了吗？”
　　
　　“哼，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富人的自由，有钱有势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成天为生活所迫。自由？自由都变成了沉重的包袱了！”老人激动起来，“对于穷人来说，自由根本不是与欢乐同在，而是沮丧形影相随。”
　　
　　难怪他发这么大的牢骚，从房间里的摆设看得出来，这个三口之家生活得十分拮据，所有的家具电器都还是10年前的，很破旧了。450美元的人均收入似乎没有在这个家庭得到体现。由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他们还常常靠燕麦粥和面包片度日呢，还谈什么理想、自由？我想，孤独、无可逃避的生活重负，担忧、困苦、疾病等生活上或心理上的困难恐怕是这位久经沧桑的老者走向宗教的重要原因。
　　
　　维尔纽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教堂林立，面积不足3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0万的城市中坐落着26个教堂。由于苏联时期天主教在立陶宛的影响，80%的立陶宛人是天主教徒。也由于天主教徒众多，宗教问题也成了该国人民反对“俄罗斯化”的导火线。例如，1972年立陶宛1.7万天主教徒向当时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出的备忘录和致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公开信，其中公开指责并抗议苏联对立陶宛天主教徒的“迫害”。结果，一方面是来自当局的镇压“加强”，一方面人民反抗迫害、争取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圣安娜教堂，我曾经问一位年轻的神甫，在维尔纽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教堂？信徒们又为什么如此的虔诚？他回答说：“这与立陶宛国家和民族的遭遇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很小，数百年来，不断遭到外敌的入侵，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安宁。百姓在反抗不力的情况下，被迫转向神灵，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到上帝。”他还说：“现在，宗教已经深入到立陶宛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宗教的影响甚至可以超过法律的力量。”
　　
　　然而，宗教也无法挽救国家和振兴一个民族。立陶宛建了那么多教堂，又有那么多教徒，也没有使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摆脱历史的羁绊。
　　
　“我更憧憬着未来”
　　
　　这时，伊万纳维斯卡斯的儿子塔拉斯回来了。他身穿发白的牛仔裤,扎着小辫子,脖颈上挂着个链子，完全一派上世纪西方六七十年代嬉皮士的打扮。父子俩人站在一起，像两个国家来的人。随着他走进他的房间，见到的又是完全另一番景象：墙上挂满了塔拉斯临摹的西方现代派油画，桌子上堆放着《花花公子》杂志，现代重金属摇滚音乐在小小的房间中回荡。伊万纳维斯卡斯告诉我，塔拉斯爱好美术，读过许多文学作品，总想模仿小说里的人物，追求“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崇尚浪漫主义哲学，向往“精神世界的旅行”，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某种“特殊的艺术作品”。
　　
　　我试着和他交谈，哪知他的俄语讲得非常吃力，一问才知道，为了显示民族独立和适应国际交往，立陶宛各类学校早已取消了俄语课程，而代之以立陶宛语和英语。所以，现在的青年立陶宛人大都不太会讲俄语了。
　　
　　我换了立陶宛语问他：“你也和父亲一样是天主教徒吗？”
　　
　　“怎么说呢，由于家庭的原因也算是吧。但实际上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虔诚的教徒，我周围的朋友也和我差不多。我们一年也去不了两次教堂。上大学的时候，每当期末考试，我和一些同学就跑到学校附近的小教堂去祈祷，求上帝保佑考个好成绩，结果事与愿违。后来就放弃了。如今去教堂的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不过总的来说，好像宗教在整个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国家独立之后，你觉得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换了个话题。
　　
　　“有好有坏吧。不过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独立的感觉很重要，我们立陶宛人终于可以自己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即使失败了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另一个变化是我们现在有了政治自由，而以前还是属于集权统治。比如我们现在想出国，不会受政府的限制。”
　　
　　“如果你有能力出国，你最想去哪里？”
　　
　　“德国。我小时候去过一次荷兰，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妇女竟然问我有没有见过香蕉！她可能以为立陶宛人穷得连水果都没见过。真可怕！实际上公平地说，国家整个的经济水平已经提高很多了。”
　　
　　“但你还没找到工作？”
　　
　　“工作是不好找，但我有信心。如果加入欧盟，我想出国试试机会。实际上，我现在靠出去卖画也基本可以养活自己了，起码减少点父亲的负担吧。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画画的感觉。”
　　
　　“那么你对立陶宛加入欧盟有什么看法？我听说很多人担心会失去立陶宛的民族特性？”我拾起刚才的话题。
　　
　　“我觉得加入欧盟是很必要的，这能够扩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广泛的市场空间，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个小国很可能失去已有的成就。立陶宛要达到德国那样的水平还得需要20-30年的时间，但加入欧盟会缩短这个过程。还有，我们都可以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机会了。”
　　
　　次日，塔拉斯带我去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德国超市“马克西姆”。“这里应有尽有。”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橱窗，但两只手却很有节制地插在裤兜里。在我的印象中，维尔纽斯以前与其他原苏联的各大城市一样，都有一个“楚姆”（ЦУМ），意即中心百货商店。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大部分是立陶宛的国货，或者来自独联体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商品，价格不贵。后来柜台被分割成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叫做“柜台出租”，似乎是改革的一部分。再后来小商亭被撤走，商店里徒留一大片一大片的空地。就在国营百货商业逐渐萎缩之时，四家大型德国超市——就是我眼前这样的“马克西姆”——相继崛起，规模和商品种类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楚姆”，大都是舶来品。商店内装饰华丽，飘荡着悠扬的西方音乐。逛商店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只是逛逛而已，好像欣赏一道带不回家的风景。一些青年人的发式、服装随着橱窗里的变化追逐着最新的时尚，姑娘们无所顾忌地穿着性感。他们想早一点看到融入欧洲后的立陶宛的前景光明，有更多的西欧产品进入，有更美好的生活。
　　
　　后记:
　　离开立陶宛的那天，我去了维尔纽斯市有名的“琥珀一条街”——比列斯街。街道两边出售琥珀制品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琳琅满目，但是价格特别昂贵。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多数琥珀原材料并不是产自本地，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那里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琥珀矿产地。该州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指一国境内隶属另一国家的领土）。当我们往返立陶宛和加里宁格勒时，边防军人没有要求提供签证。现在，立陶宛即将成为欧盟成员。欧盟要求立在它的边境实行签证制度。俄罗斯政府担心，一旦立陶宛真的实行这种政策，“飞地”将会变成“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