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让兄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来到自己制作黑陶的手工作坊。大山一片静寂，清晨浓厚的白雾更像是一场淋淋沥沥的小雨打在他们父女的身上。作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扎坝乡的最后一位黑陶手工艺人，从县政府在当地开展的一系列扶贫项目中，让兄因为有独门手艺，得到了数百元的资金资助，办起了这个简陋的黑陶手工作坊。
当让兄正欲打开作坊大门那把快要生锈的铁锁时，他的女儿嚷嚷着想方便，慈祥的父亲抱起女儿蹲在大门边。在他们父女俩头顶上方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字迹模模糊糊的木制标牌：扶贫项目，黑陶工厂。再过几分钟，走进工厂大门后，集厂长、工匠、烧陶工和销售员于一身的让兄，便要在那排二层楼的水泥建筑物中，开始自己为生计每天必须重复的手工劳作。而对于此刻的他而言，用托尔斯泰曾告之世人的一句名言来形容，也许最为恰当：“对于身处寒冬的俄罗斯农民而言，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也抵不上一双暖和的皮靴。”
一个族群最为隐秘的历史基因
关于让兄所在的扎坝乡的扎坝人，从上世纪初开始，便在史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格勒博士在《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一文中，认为今天我们称谓的“扎坝”，其远古正确的名称应为“杂巴”，或为扎巴，“扎”在藏语中有“制陶人”之意。长期研究康巴文化人类学的林俊华教授，在此基础上，将这一观点引入更为厚实的领域：他认为“扎坝”实际上就是藏语中的“扎巴”，二者仅仅是因为用汉字记音的差异，并非藏语本身如此。
对于学术界这些可能影响他们族群今后命运的声音，在二楼最尽头的一间小屋内，纯朴且不会说汉语的让兄毫无知晓。他的双手用劲揉和着今天劳作将使用的惟一原料——粘土，土是从几公里外的大山深处挖掘背运而来。那是当地特产的一种粘土，呈红褐色，土中大多杂夹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类似片石的石头。“它们像片石，但比片石更为柔软，易于臼碎。”头一天，在村上采访时，乡上最有学问的权威——乡中心小学的校长茨珠老人告诉我说，“把土和石头背回来，用力压碎，然后再用筛子筛几遍，留下早已融为一体的细细的沙土，用水渗兑，使之如发酵的面团，原料便成了。”那天，茨珠，这位在扎坝教了30多年书的老教师，神情有些木然地坐在我身旁。在我们的前方，一张简陋的木板上有几个菜：一盘炒牛肉，一盘炒猪肉，一盘蔬菜，一碗鸡蛋汤，这是我们在扎坝整个乡上，问了仅有的3家餐馆，他们把原料东拼西凑做出来的惟一“大餐”。
8点刚过，上午的阳光便从房间窄小的窗户打了进来，在让兄的黑陶作坊里，终日陪伴他的宝贝女儿席地而坐，紧靠着父亲坚实而宽大的后背，父女俩整天守着一大团灰黑色的粘土，守着墙角那些早已做成形、正在阴干的奶黄色陶器。父女俩可以大半天一言不发，父亲忙着和土与手工，女儿静静地看着父亲沾满泥土的双手；看着形态各异的陶器如何从那双手中犹如田地中的谷穗，一点点向上长大，一点点绽放成形。偶尔，女儿也向门外呆望一阵。门边，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放着一堆杂物和生活用品：几个碗和几双筷子堆放在一起；一些不知道曾经装了什么又将要装什么的空瓶子；几块布条条。桌下，整齐地排放着5个空空的白酒瓶。父女俩耳边除了手捏粘土的丝丝声响外，再也没有了其他的喧嚷。
从文物学的角度而言，让兄今天在扎坝制作黑陶的那一系列手工流程，可以说是远古原始制陶工艺的真实重现：捏塑法制作陶坯加泥条盘筑法成型，陶坯几乎不加纹饰，制作中所用到的工具除了放陶坯的一块木板外，余下全是为了修饰美化陶坯而自己加工出来的一些竹制或木制的原始小工具：小竹片、尖而长的竹刀、压制最为简单花纹的一些木模具。
如果格勒博士与林俊华教授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今天，这位在大山深处默默无闻的手工制陶人，这位扎坝人的后代，在他制作黑陶那看似简单的一招一式的手捏拍打中，也许就隐秘地维系了一个神秘族群历史中最为深层的基因。如果扎坝这种族群称谓，历史的本来面目确是“制陶人”，那么，作为黑陶部落最后的手工制陶人，让兄，就是这个族群与自己远古形象最为接近的一尊塑像。而他手中生产出的那些粗大而简朴的土陶，就是这个族群与自己远古历史最为接近的一组文明符号。
憨厚的让兄不会汉语，除了用本地仅数百人知晓的扎坝语与人交流外，外界的文明与他，就好像是一对彼此陌生的过客。采访中，除了偶尔憨憨地抬头向我们笑一笑外，他只顾低头做着自己手边的工作。对于我感兴趣的关于这门手艺的由来与传承的问题，他同样抬头笑了笑，便不再回答。
